企业污染环境也能赚钱才是不正常

　　人努力加上天帮忙,“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目标实现或已问题不大。

　　自今年4月8日开始,环保部调集5600名执法人员在京津冀及周边区域“2+26”城市开展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气污染防治执法行动(以下简称强化督查)。进入秋冬季以来,又抽调1400名“嫡系”在“2+26”城市进行巡查。

　　从11月下旬开始,隔三差五的大风天为包括北京在内的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多地送来了多个空气“一级优”。

　　本月初,环保部部长李干杰乐观地预期:“‘大气十条’成效显著,今年年底有望‘圆满收官’”。尽管“人努力”的效果已经显现,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执法行动留给社会的争议和思考却仍在持续。

　　值得关注的是,12月9至10日,在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在广东肇庆主办的“2017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有关专家对这场执法行动均给予正面评价。专家指出,经济下滑与大宗商品上涨,环保督查(察)不是主要原因；企业污染环境也能赚钱才是不正常。

　　环保风暴与“两影响”论

　　今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目标实现的收官之年,能否完成目标要求上下关注。

　　为此,环保部启动了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整治行动。事实上,实现“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目标,只是环保部启动督查的原因之一,最大程度地控制和治理秋冬季频繁高发的严重空气污染,保障人民身心健康,才是环保部启动长时间执法行动的根本初衷。

　　在进行强化督查的同时,今年中央环保督察完成了对31省区市的督察。“督查+督察”被视为环保风暴来袭。

　　既然是风暴,势必会带来影响。环境商会副会长兼首席环境政策专家骆建华将社会上流传的“影响说”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影响了经济发展,二是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最为明显就是煤炭、钢铁、水泥、玻璃、天然气,钢铁的价格甚至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价。”骆建华说,这些观点认为,督查(察)导致供给不足,“特别是今年7、8月份进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关停了部分小企业。”最终带来价格上涨。

　　除了“两影响”论,最近,“2+26”城市大气强化督查又出了新“事故”:河北个别地方因煤改气未完全落实,导致个别小学校供暖未跟上,“孩子们不得不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上课。”因此,环保部发出特急函件,要求“2+26”城市“凡属没有完工的项目或地方,继续沿用过去的燃煤取暖方式或其他替代方式”。

　　严格执法是新常态须适应

　　对于社会上将“两影响”论以及小学生受冻事件全部归结于环保执法,“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骆建华将问题抛给了与会专家。

　　在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看来,严格执法是新常态。他指出,人们习惯了过去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污染环境照样赚钱,当最严环保执法宣告这些统统不行的时候,人们自然感到难受。“2014年,江苏省处理的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比过去15年的总和还要多。”刘胜军说,这个例子说明过去太不正常了,“污染没人管,没人抓,现在开始严格执法,大家反而不适应了,企业觉得成本上升了,价格上涨了。”刘胜军认为,企业和老百姓有这样的想法和看法不足为怪,由过去的污染“没人管,没人抓,到现在的如此严格,确实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所强调的是,严格执法才是环保的新常态,新常态才是正常的。

　　刘胜军告诫说:“大家要做长期的准备。”他认为,正是因为社会觉得难受了,经济转型才有可能,“如果你的企业靠污染环境照样能赚钱,我们的创新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刘胜军说,一些企业感到的不适应实际上是经济创新和转型的阵痛。在他看来,这个阵痛是整个社会必须经历的,躲不过。

　　刘胜军提出,社会、企业和老百姓都要有环保转型新常态的适应能力。“不要抱怨,严格执法是大势所趋,是对过去那么多年粗放式发展所必须会付的代价,现在是在补历史的欠账。”刘胜军表示,国家和社会以及企业要算大账,不要算小账,“你这个企业亏钱了,但整个社会污染水平下降了。”他说,要算这个账。

　　“价格上涨不能说与环保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环保。”刘胜军认为:“去产能政策的力度是最大的。”他明确指出:“不能把所有的价格上涨都归结和怪罪于环保执法。”刘胜军说,经济下滑不是因为治理污染,“从产业结构上看,我们正在由制造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转变。服务业不可能向制造业那样,利润来得那么快。”他说:“这是经济客观规律,要辩证地去看,通过改革,我们完全有可能做到让治理污染不影响我们的经济。”

　　美国一本书与中国一场风暴

　　由美国人蕾切尔·卡森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出版至今已经55年。在厘清环保督查(察)与“两影响”论关系时,锦江环境总经理张超与与会者一起回忆了当时在《寂静的春天》震动下的美国。

　　张超说,《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在美国引起巨大震动,“很多人想怎么对付它,怎么诋毁它,怎么让这本书成为禁书。”正如张超所说,《寂静的春天》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美国社会和广大民众。

　　在张超看来,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个阶段,美国整个环保局面才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善。他说,《寂静的春天》给美国不仅带来阵痛,更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在环保风暴下,付出一定的成本,从长远来讲,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张超说,有成本的付出自然会带来阵痛。

　　环境商会荣誉会长、环保企业家文一波认为,为环境付出代价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环保部环监局副局长夏祖义在论坛上指出,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出现了“五个前所未有”,即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制度出台之密前所未有,督查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环境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张俊杰表示,环保风暴也好,对环境进行规制也罢最终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福利,让老百姓有了环境改善的获得感。

　　污染治理要强法制去行政化

　　在对“两影响”论等说法进行澄清的同时,专家们也对环境执法提出他们的建议。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要多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方法,不要过多地依赖行政方法,要尊重企业的合法权益。”刘胜军说:“不能因为一个企业是有污染的企业,就随便的拿捏它,要从法律的角度去衡量企业。”刘胜军建议,在进行污染治理时,要更多地采用法律和市场的方法。

　　他所说的法律方法,就是要先看企业是不是符合环保法律的要求,然后再去依法执法；所谓市场的方法,就是通过企业加大污染治理成本让那些不愿意或者没有财力进行污染治理的企业自动退出市场。刘胜军认为,治理污染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难免会给人“一刀切”的感觉。

　　环境商会长赵笠均则建议,政府在实施一项环境政策时,要有前瞻性,对政策实施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预判和评估,“今天的政策实施会对明天产生哪些影响。”环境政策要考虑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历来就是一对矛盾。“从日本和欧洲以及中国这几十年的经验看,都是如此。”骆建华认为,环保执法既要有力度也有温度。

　　本报肇庆(广东)12月10日电